雷永明神父（Fr Gabriel Maria Allegra, OFM 1907-1976）於1907年12月26日，出生在義國西西里島的加塔尼雅城，父母均是熱心的教友。出生幾天便領洗，義文名是若望･斯德望･阿勒格辣。雷神父為家中長男，以後還有七個弟妹相繼出世。 若望（雷永明神父）的家境和一般家庭一樣的貧苦。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父親羅撒黎奧被徵入伍，養家糊口的責任全落在母親約安納的肩上。約安納只有小學教育的程度，卻不斷地閱讀聖人傳記，並以此教導自己的孩子。因此若望自小就受到良好宗教教育的濡染。孩提時代的他已展現出過人的資質，且酷愛閱讀。當他犯錯時，父母以禁止他閱讀為懲罰，對其而言真是一個難堪的事。 然而他不只是一個喜愛讀書的孩子，也是十足的頑童。有時母親約安納外出工作，不放心孩子們在街上亂跑，索性鎖了大門，不讓他們外出。小朋友找若望玩耍時該怎麼辦呢？他竟鼓勵外邊的小朋友翻牆而入和他們玩耍，牆約有兩米高，如此大家在院中盡情地玩，直到母親快回來為止。若望常常趁母親不在，帶頭將家中搞得天翻地覆。他是一群孩童的領袖，弟妹們及附近的孩子都對他五體投地，服從得很。 庭院有棵無花果樹，有一次他同二弟塞巴斯提爬上去爭摘無花果，不知危險越爬越高，終於樹枝撐不住，折斷，雙雙墜下。父親的一枝土槍也被他翻箱倒櫃地弄出來，裝上火藥向著牆壁大開其火，既然父親不在，土槍成為他的玩物，結果弄得院牆千瘡百孔。還有一回，將三妹亞加達（以後入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四妹保拉亦是）的眼睛蒙住，令她往前行，一直走到他事先挖好的坑洞，看見妹妹跌倒而拍手大笑。林林總總調皮搗蛋的事兒，足見他是一個貪玩的孩童。 約安納面對這個花招百出又恭順的長子，慣於向人道：「他，將來只有兩條路走，不是土匪頭子就是教會的聖人。」在天主聖寵的指引下，若望走向了後者。 若望10歲左右，第一次看到阿奇肋阿（Acireole）小修道院的小修生們所穿著的會衣，令他不勝好奇。母親約安納向他和弟弟塞巴斯提解釋後，便反問兄弟倆是否願意當方濟會士。「不要！」塞巴斯提脫口而出。「在哪裡，媽媽？什麼時候，媽媽？」當下若望不停地問著。不待約安納說明當小修生的辛苦且須離開親友家人等，若望直說：「沒關係！我要去，我願意立刻就去！」 也許是天主要考驗若望是否只是出於年幼和衝動，在若望表示願意進方濟會小修道院沒多久，發生了瘟疫，修院暫時關閉。1919年，若望屆滿12歲的前夕，才入了阿奇肋阿小修道院，在此渡過了四個寒暑，直至1923年10月為止。由於天資聰穎，讀書對他而言是稀鬆平常的事，成績常名列前茅，少年得志，難免有些驕矜，但這個小毛病很快便改正過來。 有一年的暑假，他探訪當地的教區修院。修士們見他一表人材，不少人勸他加入教區，將來做教區的神父。他卻回答：「在天上為善度修會生活的人所保留的榮冠，遠超過天使的冠冕。」表明了修會的生活是更值得追求的生活；令教區的修士們啞口無言，敬重不已。 有一件事情，令其妹亞加達印象深刻。就在暑假的尾聲，若望返回修院前不久，他的臉被蜜蜂蜇傷，臉面腫脹得快睜不開眼睛。家人勸他等幾天再回去，但若望堅決一定要按時返回，如此，他一臉腫脹回到修院去。從這點可看出雷永明神父有著信實堅毅的美好性格。 1923年10月1日，雷永明離開小修道院，到伯郎特接受初學，之後，將名字改為佳播･瑪利亞･阿勒格辣（Gabriel Maria Allegra）。伯郎特是一所鴿籠式的貧窮會院，他在那裡度過一年的艱苦初學生涯。翌年10月，誓發暫願，其後又返回阿奇肋阿，攻讀高中課程和神哲學。 這期間，雷永明的學業成績一如既往，脫穎而出，甚至擔負拉丁文、希臘文、法文的小老師，教導其他同學。同時，也在耳濡目染的情形下，傳教的火苗開始在他心靈燃起。修院不斷邀請傳教區歸來的弟兄，報告傳教區的情形。真正使他毅然決然地走上傳教征途的動力，則來自聖女小德蘭的感召。因此，他決意要當一名傳教土，而非眾人認為地成為學術研究的學者。 方濟會在本質上是特別重視傳教事業的修會，當時方濟會的總會長格龍柏神父，於1926年向全修會發出了一道公函，提醒各地的省會長們，要特別注意培養傳教區的聖召。就在這一年，18歲的雷永明，便要求當時的省會長依諾森神父，許可他到羅馬附屬於安多尼大學的國際傳教學院讀書。如此，距他踏上中國傳教腳步，從事聖經翻譯的工作越來越近了。 1926-1930年是雷永明居住在羅馬正式於安多尼大學攻讀神學的時期，也許可以說是影響他一生決定的關鍵時期。 1928年，適值方濟會士孟高維諾（B. 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1246-1328）逝世六百周年，他是中國第一位傳教士，也是中國天主教會的創立人，對方濟會而言，自然意義非凡，雷永明 躬逢其盛，參與了這場紀念大會。教宗碧約十一世向總會長格龍柏神父致一封書信，無論是在大會上還是在會外，這封信熱烈地被大家討論。而教宗也接見中國傳教士明德正神父，可見教宗對中國的教傳事業相當關切。在紀念孟高維諾的大會上，令雷永明印象深刻的就是明德正神父的演講，他推崇孟高維諾，甚至和聖保祿宗徒並論，也提及到孟高維諾把聖詠集和福音譯成中文（也許是蒙古文）的工作。由於年代久遠，不斷地改朝換代之下，孟高維諾的譯本，在中國早已完全散佚。明德正的演說被雷永明認為是「投入炸藥堆中的一根火柴。」 前述提及到，在小德蘭的感召下，雷永明矢志成為傳教士。但要到哪個地區傳教？可以說在紀念孟高維諾的大會上，雷永明似乎對中國充滿了熱火。 1929年，中國會士高思謙神父來到安多尼大學讀書，雷永明很快便和他結交為友。他從高思謙哪兒得知，聖經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還付之闕如，新教卻已經有自己的譯本（1919年，和合本發行），並且有好多種版本，其中有些是用中國廣大地區的主要方言而譯成的。當時中國的天主教會只有新約譯本，而在1924年間，教會在上海召開全中國的公會議，該會期盼任命專家組織委員會，負責翻譯天主教中文聖經。時隔五年，似乎沒有任何動靜。於是雷永明做了一項攸關一生的決定： 「我要去中國，在那裡為中國人翻譯聖經！」 「我向來喜愛看書。我可以說，到了1928年底，修士學院的小圖書館裡的書，差不多我已把它們完全看過；不過，問題是在於要有系統地閱讀。但是，自我決意要把聖經譯成中文之後，我就開始自己看書更有系統，以免流為放任心智。」 雷永明在回憶錄提及，在他下定決心要將聖經譯為中文之後，他開始有目的、有計劃朝著聖經學識方面預備。每天讀經，先從新約著手，所讀的是希臘文聖經。雷永明的希臘文已有良好的基礎，天主預備他翻譯中文聖經，決不是偶然的。 雷永明難道真的是義無反顧嗎？他在回憶錄道出一段心聲： 「我處在許多疑慮中，我的健康那樣虛弱，將會派往中國嗎？會省顯然極需要人員。西西里的省會長是否會使用一切方法，阻止我的夢想實現？不管將來情形如何……，目前我必須善用這幾年光陰和羅馬這樣良好的讀書環境，尤其是因為我念念不忘自己的夢想，要將聖經譯成中文。」 原來，1928開始謠傳雷永明健康不穩定，不適合傳教生活，所以比較適合留在義大利，何況西西里會省急需人員，關於這方面的傳言越來越多，直到1929年，湖南衡陽宗座代牧區的安仁佑神父（P. C. Rosso）回到義大利之後，謠言才停止。 1930年7月20日，雷永明晉鐸。 不久便向長上提出攻讀聖經學科的要求，實踐他既定的志願。上頭批准了，他便迫不及待地展開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釋經學及聖經神學、聖經地理和歷史等相關學科的學習。 1931年4月，中國湖南省衡陽教區的監牧柏長青主教來信向總會長要求一位學德兼備的青年神父，到他的教區出任小修道院院長一職，柏主教點名要雷永明，出於傳教的需要，長上答允派遣。又因時間的急迫，雷永明神父竟未能回家拜別，只能跟在羅馬的兩位入修會的妹妹（雷神父的三妹、四妹皆入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道別，且於5月底離開義大利遠赴中國；如此，中斷了聖經學科的學習。 旅程的途中在埃及塞得港停泊，雷永明就到當地聖經公會書店，購買中文基督教聖經，他始終未曾片刻忘懷翻譯聖經的初衷。7月3日，抵達上海，雷永明利用僅有幾天的時間，到土山灣書店，購買了一些有用的書籍，其中有威格爾神父的著作，他是一名漢學家；舉凡涉及中國宗教、哲學、歷史方面的著作，雷神父都不會錯過。行程的最後經漢口、長沙才達目的地。晉鐸第一週年的紀念日便是在衡陽黃沙灣小修院中度過的。 甫抵衡陽便立即學習中文，同時也自修聖經學科。每天五個小時學習中文，三個小時攻讀聖經學識，其他的時間用來神修。 過了半年多左右，雷永明神父已經會操了一口不錯的湖南國語，且開始舉行彌撒聆聽告解，並擔任小修院的院長。任院長一職的他，除了指導和管理修生、授課之外，依舊維持上述的進度學習語文及聖經的進修，倘使找不出時間只好犧牲睡眠。而首次以中文給修女們講避靜是1933年之初的事。 在地處中國內地的一個小修院中，聖經相關資源缺乏的景況下，又沒有懂希伯來文的人，雷永明想要翻譯聖經，以一般人的眼光來看，無異椽木求魚。但他深信，翻譯和註釋中文聖經非世人所及，乃是主基督的作為。 再次證明了保祿宗徒的話：「天主召選那些一無所有的，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無所誇耀。」（格前一28-29） 雷永明在「回憶錄」這樣記載：「我的無能，加上我的願望，還有向聖母所許下要完成這項工作的諾言，不但沒有落空，反而更加鞭策我，利用人力所能的一切方法，來實現它。」 為了汲取更多的聖經知識，雷永明神父到湖南的省會長沙市，拜訪基督教人士，因此還與長沙聖經學院的院長克勒爾博士（Dr. Keller）成為友好。克勒爾博士甚至慷慨向他允諾：「神父，即使我不在，如果你需要利用我們的圖書館和我私人的圖書館，請儘管來，我很高興能對神父有所幫助。」 每晚上，小修生們入睡後，雷永明神父便為他們降福，誦唸聖母禱文和〈聖母讚主頌〉。然後，回到房間拾起書本讀書。夏夜，雷永明可以聽見左近田間單調穩定的蛙鳴、夜鶯悅耳的流囀。晨間，可以嗅到充滿秋桂的清香，這一切使他的心靈感到無比舒暢和喜悅。 就是在這種洋溢著活力的心情下，雷神父著手籌設他的小型圖書館，準備翻譯聖經之用。為能適當翻譯原文聖經，只會中文還不夠（1938年，雷神父將屈原的〈離騷〉譯成義大利文，並附導論和註釋，於上海出版。他在中文學習上，下的功夫，可見一斑。），必須精通原文，即至少是希伯來和希臘文。除此，教父們的著作和思想，以及猶太人的風俗習慣及巴勒斯坦地區的歷史演變等等，都是必備的常識。 他的圖書計有：希伯來文聖經、希伯來文字典，希伯來文文法、七十賢士版希臘文聖經、拉丁文聖經、義大利文聖經、拉培德聖經釋義、新約文法釋義、基督教中文譯本聖經等等。以我們現在對專業追求的角度來審視，想憑藉這些參考書目來從事聖經翻譯事業，未免不自量力。但雷神父認為，對一個剛肇始的聖經翻譯工作，上述的工具書，足以應付。也許有人會想，應等萬事俱備才進行；雷神父是一個務實的人，如果現在不做，更待何時？ 雷神父的小型圖書館，雖然最初只有二三十部書，但其中有不少書具有相當份量，如希臘文聖經和拉丁文聖經。希臘文聖經是主前250-130年的翻譯，即教會俗稱的「七十賢士譯本」，為舊約最早的譯本，極具參考價值。拉丁文聖經亦稱「拉丁通用本聖經」，是聖熱羅尼莫的譯作，為教會最古老的版本之一，聖熱羅尼莫親自前往聖地，住在白冷，窮一生之力將原文聖經譯成拉丁文（在白冷的耶穌誕生大殿之下，有一個小聖堂就是紀念聖熱羅尼莫）。如此譯本，雷永明神父絕不能錯過。 1935年4月11日，日本軍機轟炸華南一帶，砲聲隆隆之中，雷永明正式開始聖經中文的翻譯，他在自傳中表示，當他著手翻譯的時候，覺得自己正在效法聖熱羅尼莫的精神。自此，雷神父孜孜不倦進行這項艱鉅的任務，那怕是1937年7月7日，蔣介石正式發表對日宣戰，中日戰爭爆發，雷神父仍繼續翻譯工作。 1935年夏天，雷神父獲得柏長青主教的准許，到北平（北京）作學術的研究。拜訪蔡寧總主教之後，經苗德秀神父引領下，便到北堂（北平的主教大堂）的圖書館閱覽賀清泰（Poirot . SJ）神父的聖經手抄譯本，此譯本乃根據「拉丁通用本聖經」翻成中文的，雷神父決定依照高彌肅蒙席和苗德秀神父的意見，用照相機把賀清泰的手抄譯本拍下來，在呂耳神父這位優秀的攝影家協助下，花了一個多月才拍攝完畢，所需的花費共六百美金。雷神父回到衡陽後，請人預備布製的封套，裝成堅固的小冊，再由修女負責依次地黏貼照片。於是，賀清泰手抄譯本的複製約有三十冊，它們便駐進了黃沙灣雷神父的小型圖書館裡頭。 「心向上，眼望天，手拿鍬，要苦幹！」是雷神父的座右銘。他日以繼夜不停的工作，除從事譯經，還有小修院的事務、學術的研究等等，如此，使得雷神父的健康大損。 衡陽教區的柏長青主教於1937年底赴羅馬述職，隔年3月7日被當時的教宗碧岳十一世接見，他向教宗報告自己教區的情況，提及雷永明神父的原文譯經工作，也提到雷神父健康不佳，心力交瘁，不知這個譯經工作將有何結局；教宗聽完柏主教的報告，便向柏主教說：「請告訴這位神父：為一位祈禱工作和讀書的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事。告訴他，他將遭受許多的困苦，但是他不應該灰心！請他努力工作。雖然在這個世上我不會看到他的工作完成，但是在天上，我會特別為他祈禱。」 柏長青主教回到中國後，將教宗的話告訴雷神父，雷神父仔細聆聽主教的轉述，然後將這些話寫在一張聖像的背面，小心地保存在一本瑪索辣原文的聖經中。他每天都會用到這本聖經，因此每天看到教宗鼓勵的話，成了他極大的安慰和支柱。 然而，雷永明神父的身體，先是1936年間患上眼疾，到了1938年夏天，開始患上一種相當嚴重的神經衰弱症：劇烈的頭疼、神經的衰弱、體力的缺乏；上級力勸他回國休養。於是在1939年3月19日，他完成了幾行的翻譯，譯經到達了撒慕爾書上冊的中間部分之後，不得不擱筆，將這一切託付於聖母的手中。 同年的5月，雷神父經上海返回到自己的祖國義大利。其實，雷神父內心非常擔心，怕他這一去便無法重返中國，繼續未竟之業，因為羅馬安多尼大學早已邀請他出任教授一職，還有一些工作都在向這位優秀的年輕神父招手，等待他的加入；這一切讓他感到徬徨，但他一想到教宗給他的鼓勵，內心便篤定，他知道，自己一定會再到回到中國。 雷神父返回家鄉休養幾個月後，身體有了顯著的改善，心臟也不再衰弱；於是到羅馬，和長上討論之後，決定旁聽一些聖經相關的課程，他進修了敘利亞文、舊約神學、先知神學以及希臘文化等較為重要的學識，作為來日譯經的準備。 隨著中日戰爭的爆發，歐洲局面也岌岌可危，終於在1939年9月德軍攻打波蘭的時候，拉開了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形勢的發展頗令雷神父憂心，他請教告解的司鐸，對方告訴他，「一切都聽總會長的安排」。 不久，總會長便安排雷神父到聖地作實際考察的工作，那是1940年春天的事，他在方濟會的聖經學會（即鞭刑會院）參與更多的聖經課程，更加充實自己的聖經學識。由於戰爭的威脅日益迫近，雷神父提前回義大利，他以為能在義大利宣戰之前動身回到中國，沒想到墨索里尼竟於6月10日提前宣戰！ 面對不能東返的事實，好些人對雷神父未來的事業提出不同的建議，有好幾處都在爭取雷神父，例如思高委員會及米蘭聖心大學等，都希望雷神父放棄回中國的願望。總會長請他自行定奪，這教雷神父難以抉擇。就在這進退維谷的痛苦時刻，雷神父被派往貝肋格拉（Bellegra）會院講退省道理。在此會院中，他向布拉奇（P.G.Bracci）神父求教自身的難處，布拉奇神父直截了當的說道：「回中國去，你的工作在那裡！」 雷神父再無任何懷疑的餘地，整裝待發返回中國。戰事的關係，等待了半年之久，出發的時候已是12月20日的事，先乘飛機到西國的馬德里城市，再赴葡國的里斯本；然而到了里斯本才知道至少要等三個月，才有東來的船隻。好不容易於1941年2月14日搭船到美國紐約，途中遭遇暴風雨，險象環生，航行13天後，抵達紐約；接著再乘火車橫跨美國到舊金山，從舊金山再坐船到日本橫濱，千辛萬苦終於在4月初的聖枝主日抵達上海。 這趟返回中國的旅途非常迢遙漫長，由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雷神父只有不斷信靠天主，也知道聖母會時時支持著他，深信終有一天會到達目的地。 教宗的代表蔡寧主教將雷神父召到北平，北平成了雷神父此行返中國的落腳之處，而不是湖南衡陽。在上海拜訪舊友和購置一批工作必要的書籍後，雷神父遂乘火車去北平。其時中國的時局非常混亂，當雷神父到達北平時，行李只剩小箱子一個！另外有兩箱於途中被土匪掠劫，那兩箱沈重的箱子裝著非常重要的書籍，都是雷神父之前在羅馬、美國和上海購置的，對雷神父來說，可謂損失不小，但他相信天主是一位會將壞事變成好事的天主，因此很快便能釋懷。這一年，雷神父33歲，論學識，藉著長期的苦讀不輟，獲得相當大的進展；其修為也藉著一場大病得到淨化，唯主命是從。在二次大戰如火如熾的展開之際，能平安返回中國繼續完成譯經的工作，皆賴於仁慈天主的護佑！ 宗座駐華代表蔡寧主教將雷神父召來北平，正是為了聖經翻譯的事宜。1941年5月7日接見雷神父，便要求他辭去義國大使館司鐸的職務，好專心在北平翻譯聖經。同時也將一批文件給雷神父看，希望雷神父可以提供一些看法與建議。 雷神父讀完那些文件，針對其中關於譯經委員會的成立，向蔡寧主教表示，他不贊成建立一個由專家組成的委員會，況且現在中國沒有這麼多的專家。蔡寧主教深感贊同，認為一個委員會可能使整個譯經工作付諸東流，將來若有需要再成立，因此只要一位真正負責的人即可。雷永明神父最後向主教表明，他會繼續按照在衡陽譯經的方針從事舊約的翻譯，即由直接原文翻譯，並參考古老的譯本。 北平的圖書館裡，有聖經翻譯不可或缺的工具書目，這都是雷神父在湖南黃沙灣自己的小型圖書館所沒有的。1941年底，日本向美國宣戰。許多美籍牧師把他們的書籍賣給北平的舊書店，趁此機會，雷神父盡其所能購得許多好書，尤其是許多辭典，這一批書成為日後思高聖經學會圖書館的基本要書。之前在義大利時，獲得別人的贈款，換成美金約兩三百塊，他全數用在圖書方面。有一本古本的敘利亞文聖經（Peshitto, 培熹托版本），它的前面有一極好的長篇引言，雷神父覺得太貴沒有買。他在晚年寫回憶錄時，對於當時沒有買下這本聖經是一個錯誤，引以為憾。大概認為思高聖經學會圖書館永遠少了一本珍貴的聖經版本感到可惜。 1944年11月21日，聖母奉獻日，雷永明神父滿懷喜悅在他的譯作最末頁的後面寫上「結束」二字，這是第一本全部舊約中譯的草本，雷神父一人完成了它。 雷神父從事聖經工作之餘，也從傳教牧靈的事業。人們頗感驚異地發現他的中文造詣相當的不錯，能夠運用自如地用中文表達他心中的任何感念和腦海中的任何思想。既然他最大的願望是將聖經譯成中文，因此他來到北平後，再接再厲地學習中文，使譯作能達到一定的中文水準，並且認識了文化界一些的名人學者，譬如俞平伯、朱自清、畢樹棠、馮友蘭等。 從1941至1943年，雷神父在北平最初三年，每年至少講兩次大避靜，一次給太原的方濟會士，一次給宜縣的教區司鐸們。每年的復活節前定要給輔仁大學的師生們講退省，有時也到天津給大專同學講道理。所有的避靜和節日的道理，雷神父都非常努力用心準備。甚至還一絲不苟地書寫下來。他每天還會空出一些時間去探望病人，對他而言，這就是他休息的方式。聽告解可說是雷神父最樂意從事的工作，不論在什麼時候，不論他有多麼忙碌，只要有人請他聽告解，他總是欣然而往。他對辦告解的人總是那麼寬仁大方，仁慈善良。他相信：「人們的家鄉不是在這個世界上，而是在天上，人們只有一個天鄉，一個天父！……藉著告解聖事，使我讓人們接觸到天父的仁慈。」 1943年9月8日，中國的華北地區已被日軍佔領。太原教區的義籍方濟會士悉數被軟禁，此時雷永明神父在太原講避靜，正逢其時地被扣留，但他得到許可，得以保留自己的希伯來聖經和字典，如此在十五天的扣留期間，雷神父譯完舊約的《艾斯德爾傳》。 十五天之後，雷神父接獲通知，他和幾位神父可以回到北平，再聽由日本領事處的安排。當他們返回北平的途中，經過石門時，陪同的日本軍官必須辦理一些事，他信任雷神父等人，相信他們不會趁他不在，藉機逃跑。果然，雷神父他們笑臉相迎辦完事的日本軍官，這使他非常驚喜。 到了北平，那名軍官目睹領事處的大使佐藤先生極為禮遇雷神父，更令他不勝驚訝，忙不迭說：「雷永明神父，請告訴我，你住在什麼地方，以後我可以隨時上你那裡去。」原來佐藤先生已和雷神父成為好友，透過這層友誼關係，雷神父得以自由選擇居住的地方，且行動自如，不似其他外籍人士一樣受到軟禁。 就在同年的10間，日本憲兵隊長日高，他是日軍在華北地區的最高指揮官，要求見一位天主教神父，好瞭解華北一帶的教會情況，因此雷神父被推薦。日高十分客氣在北平大飯店接見雷神父，他本人雖非教友，但他中學時代是在天主教會的學校度過，故對天主教充滿好感。二人開始了漫長的交談，長談的結果是，日高先生保證竭盡所能來保護天主教會！自此二人成了要好的朋友。 雷神父將這次四小時又十分鐘的會晤，向教廷大使館蔡寧主教作了報告。蔡寧主教認為打鐵趁熱，指示雷神父向日高先生請求，釋放華北教區的耶穌會士趙主教和區會長賴神父，及其他傳教士。12月8日，聖母無原罪節的早上，在日高先生的努力下，遭到監禁的教士們獲得自由。 隔年，1945年的4月，已升為將領的日高，拜託雷神父透過梵蒂岡大使館，向盟軍傳送一封重要的信函，主要內容就是要求盟軍停火，好讓日本有機會準備投降。信件是傳送到了，不過未得到日方預期的效果。 由上述我們可以看到，雷永明神父不但受到教會方面的倚重，就是以中國為敵的日本高級將領也對雷神父另眼相看。二次世界大戰結後，日高將軍在東京一位神父手中，領了聖洗聖事便與世長辭，雷神父獲悉此消息極為欣慰。晚年的回憶錄上，雷神父是這樣評價：「日本人在中國往往行動粗野卑鄙，但在他們中間，也有表現得公正高尚的人，通常是那些曾經讀過漢學的。無疑的，佐藤領事和日高將軍就是兩位正人君子。」 從1935年4月迄1944年11月，這些年間，雷神父獨自完成舊約翻譯的工作。譯經已竣工，但離出版尚有一段距離，必須還要做潤色修飾的工作，期能貼合中文，當然還要有經費出版才行。 建立聖經學會是當務之急，如此，聖經事業才能可長可久。一如既往，天主的照顧使一切問題迎刃而解。遠東方濟會總代表舒神父，竭力支持雷永明神父，極贊成聖經學會的成立。雷神父遂開始延攬中國青年司鐸加入他的工作團隊，當時在中國方濟會士中，持有文學或神學畢業證書者不少，從這些人當中，雷神父選了濟南教區的李志先、李玉堂、劉緒堂。此外還有雷神父過去在黃沙灣小修院時代的學生，衡南教區的李士漁，以及漢口教區的左維道。 1945年8月2日，假北平輔仁大學附屬西煤廠的宿舍內，正式創立聖經學會。到場參禮的人有舒代表，還有教廷大使館的兩位代表以及為數不少的方濟會士和友人們；聖經學會的主保是痛苦聖母和若望董思高，故簡稱為「思高聖經學會」。 思高聖經學會的成立，雷永明神父才37歲，他已完成了那麼多的事業，他深信這一切都是聖母瑪利亞保護和代禱的結果。就如為天主所開始的一切工作都是困難重重，但終究會撥雲見日，同樣思高聖經學會亦然。首先遇到的困難就是找一個合適的學會地點，因此這個剛誕生的聖經工作團隊，不得不數度搬遷。先是在西煤廠，後來遷到李廣橋，再來是遷往小石橋。 儘管要忍受地點的更換，不過這個小團隊以不斷地祈禱來支持每天的工作，認真積極做聖經研討，他們集體的工作，在雷神父以身作則的領導下，對教會傳統和最高權威忠貞服從。由於雷神父的助手們，皆非擅長於聖經，所以上午要學習聖經語言，即希伯來文和希臘文，下午則從事雷神父譯作的潤色修飾工作，這就學會第一年的工作內容。除了地點之外，另一個迫切的問題就是印書和人事的經費。 雷神父創立學會之初已有自己既定的原則跟方針。就在經費最拮据的時候，有人建議學會改組。按照1924年上海召開的主教會議，聖經學會的成員中必須要有教區神父和耶穌會士。雷神父曾與耶穌會的長上聯絡，結果他們沒有專門的人才。而他的四位助手（左維道已離開學會回到漢口教區）已是中國的神職人員，雖然雷神父也和教區司鐸們聯繫過，但都沒有適合的人員可擔任。 終於，輔仁大學願意解決學會的一切經濟困難，條件是思高聖經學會必須要成為大學其中一個單位。對此，學會成員不表贊同。既然不能正式加入大學組織，至少第一部中譯聖經書目，《聖詠集》要以大學的名義出版，學會亦不同意，經費的支助只好作罷！ 輔仁大學支助不成，便有人建議可向中國方濟會請求支助，並將所得款項作為出版中文聖經的基金。透過方濟會所有各教區首長或多或少的贊助之下，離預算仍有一段距離。就在雷神父苦惱之際，得到同窗好友李路嘉主教的五千美金捐助。如此解決經費不足的問題，出版書目指日可待。 印刷商是由雷神父的朋友清華大學教授畢樹棠介紹的。學會請印刷廠印刷最初的三部書：聖詠集、智慧書（箴言、訓道篇、雅歌、智慧篇、德訓篇和約伯傳）、梅瑟五書（創世紀、出谷記、肋未紀、戶籍紀、申命紀）。從此雷神父就慣常向同仁們說：「就如聖言在白冷的茅舍裡成了血肉，同樣在中國北平這家叫瑞通的簡陋印刷所裡成了書本。」 時隔多年，回想起在小石橋的時光，教雷神父非常懷念，他稱之為「黎活多樂多」（Rivo Torto,曲河：是聖方濟和最初幾位弟兄在創會初期所生活之地）。 1948年5月31日，學會必須忍痛放棄小石橋這個清靜怡人的所在。他們在這之前做了九天明供聖體的敬禮，祈求聖母安慰，把在人看來是件強橫欺壓的行為化為好事。原來中央政府將小石橋配給李廣和將軍，當時的北平總主教田耕莘樞機勸雷神父他們唯有讓步，對方絕不會讓出他認為是屬於自己權利的東西！ 他們重返李廣橋方濟會院，等候他遷。學會要遷至哪裡？上海、廣州、馬尼拉、香港，以上都是他們考慮的地方。在聽從丁午橋(P. F. Ormazabal)和畢納清兩位神父的建議之下，學會決定選擇香港。由於方濟會總代表舒迺柏神父不在，雷神父就使用他曾口頭授予因時制宜的權力，且以學會主任和方濟會總代表參議的身分，致函香港恩理覺主教(Mons. E. Valtorto)，恩理覺主教很快地回覆，表示願意接受思高聖經學會在他的教區內。 於是，學會決定1948年夏秋更易之際，動身前往香港。第一批離開北平的有李士漁、李志先、李玉堂和劉緒堂等神父，他們先回湖南拜別親友再赴香港。而雷神父和左維道、陳維統兩位神父則留在北平負責出版梅瑟五書的工作。10月4日，聖方濟瞻禮，梅瑟五書出版問世了。 10月26日，雷神父和左維道從天津離開，乘「湖南」號輪船到達香港，這次的離開，雷神父有種近似死亡的永久別離之感傷。過了一年，他才發現，上智天主的帶領絕不會出錯。倘使學會堅持留在北平，那麼出版了梅瑟五書之後，譯經工作便會夭折短逝。 最初學會的安身之所是九龍窩打老道133號的方濟會賬房。很快就發現地方極不合適；除了地方小，交通頻繁嘈雜不說，主要是有「人滿為患」之虞，因為不斷湧現一批批從大陸被逐出去的傳教士，到九龍賬房暫時棲身準備回國，整天熙來攘往，根本不是一個從事學術工作的地方。來港一年後，儘管聖經學會的成員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下工作，他們仍如期按時出版聖經中的第四冊書，即歷史書（若蘇厄、民長紀、撒慕爾上下、列王紀上下等）。 透過教區米蘭外方傳教會的麥神父幫忙之下，學會找到了堅尼地道70號的新址，為購買這個理想的新址，需要一筆可觀龐大的費用。而遠東總代表舒神父必須要應付大批被逐的傳教士，安排他們的工作和各項事宜，對學會的處境毫無能力協助。於是，雷神父在求得許可之後，於1949年9月8日赴羅馬向傳信部請求貸款支援。 由於貸款不合傳信部的規定，被剛恆毅部長所拒。一位秘書鼓勵雷神父晉見教宗，將田樞機的口信向教宗稟告，也向他陳明自己的困難。果然於9月30日，聖熱羅尼莫瞻禮，他受到教宗碧岳十二世的接見。有關這次的晉見，雷神父回憶：「我看到教宗碧十二世容光煥發，目光烱烱有神……猶如一把熱愛基督的火炬。他使我想到主所愛的門徒到了老年時代的若望宗徒。」教宗在傾聽了雷神父的報告之後，降福了他並向他說：「就如你們自『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開始了翻譯的工作，也一定要以聖若望《默示錄》的最後一句『主耶穌，請來吧』為結束。」教宗許下諾言幫助雷神父，並令傳信部大力支持，雷神父遂得到聖座的補助，不必貸款。 在等候傳信部撥款批示的期間，雷神父終於有機會拜見闊別十年的親人。他欣喜母親和胞弟有著堅強的信德，而他的父親和表姐曼嘉諾在之前先後都去世。他到父親的墓前作了深長的憑弔。並在父親墳上祈禱： 可愛的父親：看，我來到這裡向你表示我赤子的心腸。我確信你已在天上與天主同在，因為在世時你曾絲毫不苟地遵守祂的法津，因為你特別熱心地恭敬了聖母，你不但每天唸了玫瑰經，而且還特別照顧辣瓦努撒的聖母小堂。你也教導了你的子女們熱愛聖母。可愛的父親我會時常記念著你，直到我在天堂上與你重會為止。父親，為我來說你並沒有死去，仍活著，因為你一生時常同耶穌在一起，而耶穌就是生命。雖然你的肉身凋謝了，就如一顆麥粒，只有在腐朽之後才能結出許多麥粒來。請你為我祈求，使我成為你的好兒子，是聖方濟的忠實追隨者。也為媽媽祈禱，使她能善盡母親的職責，也為我能將全部的聖經譯成中文。請為我、為媽媽、塞巴斯提為亞加達修女、保拉修女祈禱。 回到羅馬接獲傳信部的通知，購買聖經學會新址的金錢已被批示下來，如此雷神父由遠東前來羅馬的目的完全達到。且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為他原來是想貸款的。 歡喜若狂的雷永明神父，在居留義大利將近兩個月之後，於十一月初乘飛機回到香港。 自羅馬歸來的雷神父帶來聖座的幫助及方濟會的支持，還有不少恩人的捐獻，學會得以購買位於堅尼地道70號一個私人住宅作為思高聖經學會的寓所。1950年5月20日，學會全體成員搬進，正式生活工作一直到1973年為止。 位於學會第四樓層是雷神父最心愛的工作室，天主聖言是在那裡譯成中文的，聖經的註解和引言也是在那裡完成的。在那裡，雷神父完成了他思索，反省和決議；在那裡，飽受痛苦和折磨；也是在那裡，獲得無上的欣慰！他特別鍾愛那間工作室。 中國大陸不斷傳來教難的消息，任何一位司鐸面對教難的悲劇，無不痛心疾首。雷神父面對這個殘酷的現狀，化悲憤為力量：「不少我的朋友和同伴在監獄和集中營裡痛哭呻咽！但是就如兇殘的敵人未能阻止聖熱羅尼莫從事譯經工作，雖然聖人的呻咽有時令人覺得悲慘淒涼，又有時類似獅吼。同樣目前中國教會的遭遇，更應激起我們的力量，努力為聖經而工作，為教會服務。」 在學會努力苦幹的情況下，1950年11月，歷史書下集出版。過了一年，出版依撒意亞先知書。此時，有三位生力軍加入學會工作行列：楊恆輝、李少峰和張俊哲。前二位已學習了聖經希臘文，對校稿的工作有不少的幫助。1952年12月出版耶肋米亞、厄則克耳先知書。1953年3月重新印刷梅瑟五書；1954年5月發行達尼爾和十二小先知書，7月2日，全部舊約聖經正文和釋義大功告成！ 至此雷神父事先獨力完成的聖經翻譯，已完全修訂和出版了。他懷著愉快的心情向總會長報告，並請求許可他的第一批基本成員，即李士漁、劉緒堂、李志先及陳維統四人，到聖地參訪和學習，住在耶路撒冷聖經學會中，作一年的休息和進修。 1956年，學會的人員由七位增加至十位。德藉的翟熙神父解除兩湖大修道院院長的職務後，被調來學會，他的專長是聖經，立即被任命為聖經學會的院長。從羅馬修完聖經課程的李智義神父也加入，不久還有具聖經學背景的梁雅明神父，他們的加入充實學會的陣容，堪稱學會的黃金時代的來臨。雷神父就利用這一批生力軍展開新約翻譯的工作。 翌年8月間，福音書（含註解釋義）出版問世。關於這本書，雷神父曾言：「如果不講質量而只看份量的話，我們出的這部四福音書，的確可與任何其他外語的釋義來相互媲美。我們的希望是，使司鐸們準備講道理的時候，不再用那些古老的講道集，更不要用一些誓反教不太權威的聖經釋義，而用這本新的福音釋義。它是在參考了許多現代的學者和教父的著作之後而寫作出來的，它有歷史背景，又有豐富的道理，……在我看來，有許多出版的聖經釋義，既不健全，又不適用，主要原因是他們忽略了教父們對聖經的見解。」 1959年聖誕節，宗徒大事錄及保祿書信（宗徒經書上冊）翻譯完畢，並出版。1961年8月，新約其他書卷即公函和默示錄（宗徒經書下冊）出版問世。默示錄是最難翻譯的一本書，而雷神父對此表達了他的見解： 我甚至要說，我從某些觀點看來，默示錄似乎是全部聖經中最甜美的經書。如果容許我以人類貧乏的言語來表達我的思想，那麼我說，天父家內的一大喜樂，而且還是最大喜樂之一，就是在於明瞭這部現在用七個印密封著，將來卻要在天主的光中打開的書。是耶穌的聖神啟示了它；我們也要在這聖神的光中閱讀它。 的確，由聖保祿的書信，轉到聖若望的默示錄，好比轉到另一世界；可是，它們是由同一天父為自己的子女而造的兩個世界，彼此輝映，相輔相成。我在閱讀羅馬書第八章時所體會到的甜蜜，在閱讀默示錄第七章時也體會到；它在那裡描寫那些真福者的光輝燦爛，他們在羔羊的血中洗淨了自己的衣服。」 聖經全書於此算是全部翻譯完畢，滿全了雷神父一生最大的夢想。 新舊約全書，思高聖經學會共分十一冊翻譯出版，且每冊有引言和註解，但工作仍未完成，因為必須要出一本合訂本的聖經，以方便教友們使用。在1963年12月13日，召開製作合訂本的討論大會。 1964年8月，雷神父赴歐洲參加真福董思高的學術大會。會議結束經德國慕尼黑碰巧遇見教廷傳信部長，遂請求經費支助，作為出版聖經合訂本的費用。1967年，可謂是雷神父安靜工作的一年，對於聖經校正的工作大有進展，而在這一年當中，雷神父也多次到澳門去探訪痲瘋病友。12月，韓承良神父加入思高聖經學會，且於日後擔任聖經辭典主要製作人之一。 歷時五年的心血，細心地重新校對和修訂，學會終於在1968年12月25日，雷神父六十歲生日前夕，天主教中文聖經合訂本問世。雷神父稱它為「白冷聖經」或「聖誕聖經」，但一般卻習慣稱之為「思高聖經」。學會還特地製作三本特裝本聖經，一本是送給教宗，一本是送給方濟會總會長，另一本則是送給蔣介石總統。
（待續） |